秉性的悲歌

在司马迁的一生中，李陵事件是他的灾难。

公元前99年，汉武帝命李广利（武帝宠妃之兄）统率主力北击匈奴，李陵（飞将军李广之孙）率五千步卒策应。但李陵在浚稽山遭遇匈奴八万铁骑合围，血战八昼夜，箭尽粮绝被俘。

汉武帝闻讯震怒，群臣皆斥李陵叛国。只有司马迁为其辩护，称李陵：“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，深蹂戎马之地，抑数万之师，虏救死扶伤不暇，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。转斗千里，矢尽道穷，士张空拳，冒白刃，北首争死敌，得人之死力，虽古名将不过也。身虽陷败，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。彼之不死，宜欲得当以报汉也。”武帝认为司马迁影射李广利作战不力（李广利此战无功而返），判其死罪。但是为了写完《史记》，司马迁忍辱选择宫刑。

司马迁这次“直谏”不是偶然，而是秉性。

司马迁二十岁壮游天下，曾在屈原沉江的地方无不感慨地说：“未尝不垂涕，想见其为人”。他还为这个在战国史料中“查无此人”的屈原写了传记，并在文章结尾把宋玉、唐勒、景差拉出来补了一刀：“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，终莫敢直谏。”嘲讽他们学屈原却不敢直谏君王的错误。那时候，这种直谏精神是司马迁最为向往的道德高地。

苟活是大“勇”

司马迁后来选择了苟活，这是他无法治愈的“痛”。在《报任安书》中他说明了自己选择“苟活”的原因。

在司马迁的家乡韩城，与其祖茔相隔不远的“三义墓”（程婴、公孙杵臼、赵武墓）早已阐明了生死意义，400多年前，程婴与公孙杵臼说认为“立孤难而死易”；在400年多后，司马迁在选择生死的时候又与埋在故地的两位义士产生了共振。

班固站在正统立场上对司马迁的思想倾向有些看法，但他还是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：“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隐恶，不虚美。”在《史记》的字缝之间，史官世家淬炼出的求真精神就像熔岩般滚烫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体现的“勇”含蓄了很多，可是读完之后，感觉他选择的“苟活”之路比死亡更艰险。

在《高祖本纪》中，他直书刘邦逃命时推子女下车的狼狈，也借用一首气魄宏大、豪迈雄壮的《大风歌》，写出了刘邦的雄才大略；在《项羽本纪》中，他让人看到了一个自大的项羽，也刻画了一个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英雄；在《平准书》中，他揭露武帝时期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”的经济乱象；在《酷吏列传》中，他勾勒了张汤等鹰犬的暴虐嘴脸……这些冒着杀头风险的文字，像刀一般，毫不留情切割开了历史的表象，也成了史官的风骨。

《史记》全书130篇、52.65万余字。其价值，鲁迅用10个字道破：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。”

直谏精神是民族之光。他不顾朝堂上的风云诡谲，无视皇权的威严震慑，以一介史官之躯，直面雷霆之怒，这份敢说真话的勇气，是司马迁为谏臣锻造的风骨、筑起的丰碑。

忍辱负重托起历史的厚重。司马迁选择宫刑代替死刑，这种“就极刑而无愠色”的坚韧，与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”的选择，重新定义了生命的价值。

求真之勇让历史走出迷雾。活在当朝，司马迁却直书刘邦之卑劣，揭露武帝时期的经济乱象，勾勒了张汤等鹰犬的暴虐嘴脸，这种实录精神让后世看到了历史的“素面”。

执着精神开史学先河。52万字、50公斤的竹简展示着司马迁的惊人毅力，执着贯穿于司马迁的整个写作过程。在遭受个人屈辱与身体上的极大痛苦之后，他仍坚持完成了这部巨著。正是这份不屈不挠的执着，铸就了《史记》的永恒价值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中华文化源远流长，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，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，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。”

司马迁与《史记》正是这一文化脉络中的璀璨明珠，他以生命熔铸的史家绝唱，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见证，在文化传承的路上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。